陈彦斌:我为什么不赞同产业政策成为宏观调控的工具

　 三、“四万亿”实践表明将产业政策作为宏观调控主要工具的副作用较大

　　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的外部需求持续萎缩的局面，政府明确地将“扩内需”视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并出台了“四万亿”投资计划。同时为确保这一计划迅速而有效地落实，国务院于2009年陆续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与“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大产业规划，明确资金使用方向，并通过加快项目审批、促进企业兼并重组以及信贷与税收优惠等手段拉动投资需求。在产业政策的有力推动下，2010年有色、石化及钢铁等包含在产业振兴规划中的行业投资增速大幅上升，分别比上一年高出19、12.5及7.4个百分点，支撑了投资的快速增长。中国随之成为了全球范围内复苏最快的主要经济体，到2010年中国经济增速已经回升至10.6%，接近于危机前的增速。

　　但是，着力于短期刺激的产业政策副作用较大且留下了较多后遗症。一是，产能过剩问题更加突出。IMF的评估报告指出，中国的产能利用率在2011年下降到仅有60%，甚至不及2008年80%的平均水平。其中，钢铁、有色、船舶等被列入产业振兴规划中的行业产能过剩情况最为严重。二是，经济结构失衡现象进一步恶化。由于产业政策以拉动短期投资为主要着力点，2010年和2011年投资率分别高达47.2%和47.3%，比危机前上升了6.5个百分点左右，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点。此外，为配合产业政策落实，地方政府过度扩张举债规模，导致债务问题逐渐凸显。审计署数据显示，2010年底地方政府负债规模达到10.7万亿元，较2008年翻了一倍。

　　综上所述，产业政策不应继续承担“稳增长”等具体的宏观调控任务，因而需要大幅弱化产业政策的宏观调控职能。不仅如此，产业政策本身也不应继续对新兴产业的发展前景与方向做出明确判断，不应过多干预经济结构的调整。对于前者，技术创新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是不可预测的。上世纪90年代日本将重点放在人工智能技术上而错失IT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等主流领域的发展机遇等大量例子表明，要准确预言未来的科技走向可能只是个天真的童话。对于后者，当前中国产能过剩等结构失衡问题的关键是政府对市场机制的重视程度不够，扭曲了要素价格，从而弱化了企业预算约束。因此，优化产业结构重在深化以国企改革与要素价格改革为核心的市场化改革，而不能依靠产业政策。未来，产业政策一方面应该致力于推动基础性科学研究的发展，着力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核心技术层面的差距。另一方面应该以放松管制和促进竞争为核心，从而促进中国长期经济增长。